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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5/9 西藏问题中的输和赢 ·林达西藏问题中的输和赢 ·林达
唯有文明进步能够带来双赢的实质性成果，没有人能以文明倒退来取得真正胜利。 林达：旅美知名作家。作品有《带一本书去巴黎》、《总统是靠不住的》等，新著《 西班牙旅行笔记》（台湾版名为《西班牙像一本书》）。 西藏事件发生之后，有过关于双输如何走向双赢的讨论，现在不见赢家，却也无人认
输。究竟是输是赢，谁输谁赢，输赢在哪里？ 事情似乎在慢慢过去，奥运火炬在继续前行，传过欧洲，也传过了西藏流亡政府所在
地的印度，它无疑还将进入西藏和中国。它在中途被阻挡、熄灭过，但可以预见，火 炬最终会进入奥运北京会场。那一刻，会在中国民众心中激起强烈的民族情感，比起 没有发生有关西藏的一切，民族情感可能表现得更激烈。它会被描述为象征中华民族 被外强欺辱的历史得以翻盘。西藏事件、火炬遭遇似乎印证了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 ，但「阴谋没有得逞」，中国人民胜利了。这会是很多人的理解。 可是在表面的胜利之下，「赢了」的人可能不会去想，尽管有了互联网，他们并没有
享受到世界上多数人都视作理所当然的资讯自由，互联网是被过滤的。从媒体来说， 中国新闻人并非不专业不尽职，而是不能□去履行职责。资讯缺乏的后果，是民□不 会想到，一些藏人暴力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与多少年来西藏民族争取自己权益的诉 求并不是一回事；更非这一事件和西藏问题的全部。他们可能更没有想到，既然西藏 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的一个缩影。藏民需要争取的基本权益，不 仅在西藏地区缺席、也在中国其他地区同样普遍稀缺。例如，汉民和藏民一样，并没 有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决定权。在汉人地区有了接受教育权利的意识，却远没有想过 ，还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讨论∶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决定权应该归 谁？就在国人对藏民提出教育自治权利不以为然的时候，中国教育部正在以「传统文 化教育」为名，将展开京剧课程进入全国学校的推广，列出的教育曲目中充斥文革样 板戏，如此教育全面推开之后，全国的孩子都要一起开始唱江青主导改编的《红灯记 》∶「仇恨入心要发芽」。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必须杜绝的「仇恨教育」，在中 国还是很正常的教育内容。这样的教育之下，「仇」意四起，民众如一片荒草，很容 易风吹一边倒。 中国对教育决定权讨论的缺失，导致教育沦为官方的灌输∶对自己前辈几十年来在本
族人统治下的悲痛历程无知无觉，又遑论对同胞少数民族几十年遭遇有所了解有所同 情。民众因经济发展，能够产生维护部分自身权益的觉醒，却仍然缺乏一些最基本的 权利意识和现代意识。自然也难以理解，外部世界民众何以会对西藏事件的中国报道 充满怀疑、对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保存为何深具忧虑。西藏问题只是一个镜子，反射 出中国三十年「开放」下来，教育僵化、资讯封闭和文化操控的问题并没有本质性突 破。长期操控下，民众是官家可以轻易调动能为自己助威的力量，而不是具有独立思 考能力的自由人。在这样的状况下，谈论民众对政府的监督就是虚幻的，和世界的关 系也充满不稳定性。在资讯的控制下，中国民众只知道西藏议题是一个国家是否分裂 的议题，而藏人对教育、文化的合理诉求被掩盖。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输在对自身状态 的不清醒和无意识，这样连同改善前进的目标都一起丢失。 从藏人一方，策划在中国举办奥运的时机抗议，试图引起世人对西藏问题的关注，似
乎也是成功的。因此，抗议发起者或许也并不认输。可是，从整体状态来说，在政治 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状况下，焦虑、绝望等负面情绪引发和逐渐扩大了部分藏人诉 诸暴力的倾向，也第一次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强大力量面前，弱势宗教、弱势民族 受到挫折，经历类似遭遇、滋生暴力倾向和转变，在世界各地有过许多先例。可是， 一个弱势文明要生存和存在，它的力量在于坚持自己独特的文明本身、坚持以自己的 行动实践自己的信仰。藏文化的核心就是它的宗教，而藏传佛教的内核之一是和平主 义，因此它才在世界各地吸引信众和引起世俗世界的关注。这种和平主义的精神追求 和信仰，理当超越政治诉求。一个文明必须先认同和坚守自己本身，然后才能为这个 文明的生存而努力奋斗。相反，如若背弃自己的信仰坚持和精神坚持，那一刻起，就 是自己亲手毁坏了你要求保护的文明本身。藏人中主张诉诸暴力的极端，产生于接受 过良好教育、有机会生活在自己精神领袖身边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中间，这个现象尤其 值得重视和反思。对任何一方暴力的无条件谴责，必须是首要坚持的立场。 从西方媒体报道来说，在试图找出西藏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因无法随意进入现场、无
法自由采访当事双方而备受困扰，但是大量媒体仍然在竭力寻找碎片企图拼出全貌。 在此过程中，一些可能是道德正义感过度充盈的媒体，在同情弱势民族的冲动下，也 有偏离新闻中立立场、甚至违背新闻专业原则的行为。西方新闻业是脱离政府掌控的 新闻人在做，它没有中国新闻业遇到的问题。可是，坚守新闻操守从来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它始终受到各种思潮的干扰。少数不能坚守新闻原则的媒体，不仅是输家， 甚至为事件的真相大白，平添复杂变数。 政治对立在冲击所有人，政治策略的思维也在取代更本质的思考，然而不能改变的事
实是∶唯有文明进步能够带来双赢的实质性成果，没有人能够以文明倒退来取得真正 胜利。■ 2006/12/28 铁腕下的稳定无法长久作者：林达 2006/10/7 可爱的中国，生日快乐！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国庆节。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要迎来她的生日。半个世纪前，伟大的革命先烈方志敏，为了建立新中国而慷慨就义。临刑前，写下《可爱的中国》，今天读来依然是那样激动。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网民，虽然平凡，却怀有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于是写下这篇文章，献给为了新中国而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也祝我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006/10/4 立此存照：前上海市委书记言论集前半部为删节版，后半部为全文版 一、关于党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需要担心自己会垮掉，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也都是科学 －－我们的党需要专业人才，我们的党校要培养专业人才，就是要培养在专门岗位上发 二、关于上海 －－“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 －－上海的发展是稳定高速的，上海的高速稳定发展得到中央的支持，但不依赖中央。 三、关于中央 －－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现在好像不怎么讲了，为什么不讲了，发展不 －－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有人领会成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就不应该继续提高生活 －－太阳升起的时候先照亮东边，不是东边和西边同时照亮，我们只好尊重这样的事实 －－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 －－我们不能把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当作平均主义的代名词，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的 －－发展有先有后，发展永远不可能绝对平衡，把不可能的事情当作口号可能对鼓舞人 －－我们是要老城市更新发展并且建设更多的新兴城市，还是要限制老城市更新发展和 那么为什么中央的有些人就想不通要给城市的扩展和新兴城市的崛起人为地加以诸多的 四、关于政策“变通” －－贪污腐败和政策变通不是一回事。贪污腐败是有人谋私利，政策变通是为了更好地 －－我同意赞成的事情我说话算话，有的事情我说话算话但不是我说了算，等到有一天 五、攻击别的同志 －－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 －－我们的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纠纷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风应该彻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些()领导同志对一个鸡毛蒜皮具体事件的批示，我们不可以 －－人口流动是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设办事处？这些 －－有人怀疑现在()有的领导同志()偏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我不这 －－上海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见证，上海是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的象 上海，“我的上海”。 －－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我在中央决定的政策精神指导下首先对我自己职责范围内的 －－宏观调控的政策没有起预先估计的效果，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上海市政府 －－我强调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的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国私营企业创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多，我们上海的国营 七、关于市场经济 －－对国务院宏观调控具体措施有意见的干部们，不要只会抱怨，你们要拿出具体的办 －－资金要流动才能为发展建设发挥作用，不准和限制资金流动就是浪费资金，这是不 －－房地产价格过高的地方，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地方，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房 －－房地产开发商利润有多高，地方政府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中取得多少利益，都应该 －－上海酒精厂在80年代中期面临停产的事情。上海酒精厂的生产主要原料是山芋干， 八、上海地方主义 －－只要上海有全国想要的，平衡发展是不会把上海平衡掉的，这一点我们上海不用担 －－江西省XX市要对外招商引资，他们的第一笔钱就是花在我们上海，在我们上海设了 －－我年轻的时候，记得上海的工资比全国低，但全国都到上海来消费，特别是到上海 九、其他奇谈怪论 －－改革开放，遵照科学的发展观保稳定求速度，上海不要害怕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前 －－邓小平同志“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我们党已经学习讨论过了，这个道理大家都 －－我们党的干部要依靠群众，没有说过依靠群众就只能去依靠工农兵和居委会群众， 十、超出党内批评攻击个人 －－中国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说的，说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说了就是吹牛，而且 但是，用“和平崛起”这种口号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存在个问题，爱国主义在中国 －－我们讲爱国主义，最好不要老讲八国联军、日本侵华战争这类问题。科学来讲，照 －－中国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环境才能发展，努力实现和维护这样一种发展 －－我最讨厌有人拿别人的健康和疾病来说三道四，拿别人健康和疾病说三道四的人自 －－我是干具体工作出生的，我不是靠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人前说人话、人后说 －－吓人的话用不着对我来说，这是不起作用的。我当兵的时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 －－我工作忙起来了之后就很少能关心我的父亲，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父亲，当有人能 －－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变通的决定，是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和 －－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国家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从安徽滁县 －－我这个人，不属于乐观派，也不属于悲观派，我属于务实派，过去我总喜欢把一部 2006/3/4 高尔基：黑幕下最尊贵的囚徒
作者刘晓波按：今天，我能够通过解密的资料来分析高尔基个案，向国人展示大作家与暴君斯大林的关系，完全拜苏东极权已经崩溃所赐，许多被封存在黑箱中的内幕逐渐曝光。而以我生活在中国的经验来推测，中国知识名流与毛泽东的关系，大概要比斯大林和高尔基的关系还要令人震惊…… 1999年，我在大连监狱里读了妻子送来的《高尔基传——去掉伪饰的高尔基及作家死亡之谜》。译者在后记中也说：“记得，十多年前，传闻前苏联国内刮起反高尔基的旋风，霎时间，高尔基的形象黯然失色，高尔基的作品不屑一顾，人们为之愕然。” 要全面理解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也要大致了解高尔基与列宁的关系。高尔基与苏共两巨头的关系，尽管有“合时宜”与“不合时宜”之分，但凸现的都是极权者的霸道而下流的实用主义权谋。 独裁政治无一例外要走向恐怖政治，一切极权者的通例皆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和无法无天的滥权。这样的极权逻辑颠倒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关系：目标的存在仅仅是为让手段合法化。当极权者宣布：为高尚目标而不得不使用暴力和大逮捕的手段时，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就是用高尚目标为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作辩护。 三、公开反对新政权的独裁 1917年11月8日，列宁为了巩固新政权，急不可耐地签署《出版法令》，禁止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工人纠察队封闭了所有的反对派报刊，用暴力捣毁了反对派报刊的印刷所。 四、反对利用暴力来强行掠夺富人的财产 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尽管无政府的打砸抢逐渐过去，但随之到来并不是和平的秩序，而是新政权有组织的暴力抢劫。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布尔什维克就公开提出“抢劫不义之财”的口号；新政府发布法令：“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于是，瓜分战利品的抢劫全面展开，地主的土地被夺走，资本家被赶走，工厂被工人委员会占领，那些来不及逃往的地主、厂主和其他资本家，统统被逮捕并送往“白茫茫的大地”，以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们。 五、谴责苏维埃政权毁掉了文化和道德 作为人道主义作家的高尔基，自然对文化遗产和道德水准极为看重。他认为，没有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的积累，没有思想道德上的启蒙，人类便无法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具体到俄罗斯，知识的和道德的双重启蒙更为重要。因为俄罗斯的落后恰恰源于文盲太多、思想蒙昧和道德不彰。他所希望的革命，不仅要消灭经济贫困，而且要消灭头脑愚昧，提升思想、文化和道德的水准。所以，他珍视刚刚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知识体系和启蒙气氛，珍视还不够强大的现代知识群体在俄罗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 六、列宁对高尔基的迫害 面对高尔基的如此固执而又尖锐的批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当然无法容忍这样的无产阶级作家。开始，列宁在多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评高尔基的立场及观点，他斥责《新生活报》扮演了“资产阶级的辩护士”，指责该报撰稿人不能理解阶级斗争，“……十分可笑地永远动摇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与此同时，在苏共控制的《真理报》等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点名攻击高尔基的文章，指责他“投靠了立宪民主党人并正在背叛工人阶级的事业”，甚至侮陷高尔基拿资产阶级银行家的钱办了一张卑鄙的报纸（即《新生活报》），侮蔑他“投靠了德国人”和“出卖俄国”。布尔什维克还动员了一些工人、农民和士兵投书《真理报》，让这些无产阶级成员指责“高尔基在用工人阶级敌人的语言说话”，并用粗俗的语言诅咒《新生活报》。 1922年3月19日，列宁给莫洛托夫写了一封仅限政治局委员传阅的绝密信，信中要求举行一次秘密会议，研究强行剥夺私有财产和屠戮异见者的行动。列宁在绝密信中已经为会议定调：“将通过一项关于坚决、毫不留情、无条件、不停顿和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剥夺贵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贵重物品的秘密决议。趁此机会我们能够杀掉一批反动僧侣界和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现在正是应该教训这群人的时候，使他们在几十年内连任何反抗都不敢想。” 八、高尔基的矛盾和退却 高尔基因公开发表“致法郎士的信”而激怒了列宁，尽管他身居国外，但仍然能够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列宁等苏共高官的直接指责，苏俄报刊上公开的谴责和诅咒，一些留在国内的“老朋友”对高尔基的失望，苏共安插在境外的秘密警察施加着越来越大的恐怖压力，……这一切的综合作用，使此前一直倔强的高尔基终于退缩了，他在境外发表公开声明说：自己仍然忠于苏俄，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2005/5/30 谁有迷魂招不得？谁有迷魂招不得？ [ 作者：林子明 ] 哪怕你杀了我，也看不见痕迹。 我们迷失了路途，现在怎么办呢？ …… 这么多的人啊，他们去向何方？ 他们这样悲哀地把什么歌唱？ …… ——亚·普希金 一名劫匪在持枪抢劫银行时中了警方的埋伏，随即劫持了一男三女，将他们扣压在保管库内。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经过六天的包围，警方设法钻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作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三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围了起来，保护他不受警方的伤害，并拒绝提供不利于他的证词。一个女人还说她爱上了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嫁给他”〔1〕。 这是发生在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从那时起，心理学增添了一种新病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西方人质劫持事件中是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请看以下事例： “劫持者与当局交火，而人质却帮助他们填子弹…… “有一次，一个劫持者带着他的女人质通过一片沼泽地逃跑，警察即将赶上，劫持者嫌人质拖累，就决定放她，但这个女人却一直跟在后面跑。当警察逼近时，她还朝警察掷石头，想减慢他们的速度，掩护劫持者逃跑…… “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当警察进行袭击时，人质竟自动站出来用身体为劫持者挡枪子…… “有一次，被释放的人质偷偷越过警察跑到劫持者那里，向他们报告警察所在的位置…… “被绑架的人质可能向警方提供不可靠的情报，甚至假情报，例如虚报劫持者的武器数量及种类。当局的援助工作可能受到阻碍。……”〔2〕 人质这是怎么了？恐惧能够产生爱？伤害能够带来依恋？高尔基曾经讴歌：“人，这是个大写的字母！”“大写字母”从什么时候起写得歪歪扭扭的？ 西方心理学家这样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当局当成了敌人。〔3〕 东西方的国情有异，斯德哥尔摩症“传染”到东方后，产生了一些“变种”。东方人质落入劫持者的掌握后，对劫持者产生了更强的“心理上的依赖感”（大多数“以命相托”），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十分悲惨。 1999年，中国福建省三明市发生过一起灭门惨案，一公司老总家全家遇害。案破后，警方对这家人的被害唏嘘不已。案情经过是这样的：抢匪闯进家门，宣称只要服从，将不会伤害他们。但在捆绑家属时，儿子与他们打了起来。女儿直叫别打了：“他们又不会伤害我们。”“他们只是要点钱财。”于是儿子停止了反抗。匪徒将他与其姐姐、保姆全部捆好，正当逼迫他们交出贵重钱物时，经理夫妇到家了，此刻时间约为晚上十点。父亲一看家人被缚，冲上去以一敌三与抢匪搏斗，因其身壮力大，加之是在拼命，抢匪一时还奈何不了他。这时儿子、女儿不断在旁哀求父亲：“爸爸，别打了，他们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命的，你这样子要把大家都害死了。”父亲听女儿这么说，遂停止了反抗，抢匪也将他捆绑起来。这时母亲进了房，吓得大叫起来，父子三人又劝她：“这几位兄弟只是要我们一点财产，不会害我们的，别怕！”于是母亲也停止了叫喊。抢匪把她也捆好并把一家人的口全部塞紧，在这之前，匪徒们因紧张都忘记了这点。接下去是逼问、拷打，匪徒得到存折密码及贵重物品后便将一家人（包括保姆共五口）全部杀害。 一个警官说，这一家人至少有两次活命机会都没抓住，即如果当父亲与匪徒搏斗时全家人一起呼救——这家人所住的房子临街——获救的可能性非常大。或者他与匪徒搏斗时，挡住匪徒，大声呼叫妻子别上来，歹徒很可能要夺门而逃。 他们是否希望以自己的诚心感动匪徒?他们是否想证明，心和心可以相通，四海之内皆兄弟？ “不会伤害我们”的呼声也曾响彻在浙江千岛湖上。1994年，三个歹徒在千岛湖用猎枪、刀、斧劫持了一艘大型游艇，将三十二个游客（包括导游及其他员工）全部杀害。此案的惊奇之处是游客被骗锁进底舱，歹徒打开船底闸门淹船时，舱内哭声震天，游客冲上去拼命砸铁栏门，歹徒扔炸药包，倒下去一批，又冲上一批……这里有个疑问，现在被锁住了才拼命，何不当初自由时拼命？三十多人齐往前冲，歹徒又能击倒几个？案后据罪犯招供，被锁进底舱时确实有部分游客想反抗，但导游和众多“有头脑”的游客把他们说服了：“听他们的”；“他们只是要财物，不会伤害我们的”。原来如此！ 1976年，法航139次班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到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以色列年轻妇女达维森是经历这段地狱之旅的少数头脑清醒者之一。据她回忆，劫持过程中，留给她强烈印象的不是恐怖分子如何凶神恶煞，如何殴打、虐待旅客，而是每当恐怖分子的头（达维森认为此人相当阴险狡猾）发表演说，全机舱里一片掌声。达维森非常讨厌这些掌声，她写道：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能理解大屠杀。年复一年，我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看了这类电影，听了那些耸人听闻的证词，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犹太人竟那么平静地走进煤气室？为什么当他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他们还像绵羊一样去任人宰割。我需要经历恩德培的一场恶梦之后才能理解。现在，只是现在，我才理解。当人们想活命时，是最容易受骗的……〔4〕 我们不知下面这个案例所记述的，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第几个变种？读着它你的知觉也许会不知不觉陷入迷糊，你不由地会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活到今天还想从罪案中获取写作灵感的话，恐怕他已经无法动笔，二十世纪出现的新型罪案，扑朔迷离，根本就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 2002年，中国山东省广晓县高二女生刘云（非真名）在上完晚自习骑车回家的路途中，被罪犯王江西污辱并受到残酷的殴打。之后，刘找不到身上的衣服，王允诺暂时先在他家安顿一下，第二天他去买套新校服，再让她回家；刘云遂牵车跟他行去。路上经过热闹的村民居住区，遇到几拨骑自行车的人，刘都没有呼救。最荒唐的是，在一个岔道口，王去还自行车，叫刘蹲在一家门洞口等他；还完车，酒气未脱的王江西自顾自走回家，竟把刘云忘了，待到记起赶过来时，大半个时辰又过去了；刘云还蹲在那边等候，双方像是约好了一般。到罪犯家后，刘云哭了，说头很疼，王江西似乎天良尚未丧尽，安慰她说：“明天一早我就去给你买衣服。”刘云应了一声，便昏昏沉沉睡去。 生活比小说更迷幻。第二天一早，王江西对醒来的刘云说：“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衣服。”但走到门口，刘云一句冷冰冰的话将他打回来：“我认识你，我要去告你。”闻听此言，这个恶魔露出狰狞的面目：“你要告我，我就拿刀捅死你，把你埋了，一个人也不知道！”刘云竟然回答：“你不要用刀捅我，我要吃药死，我死后请你把我埋得深点。”刘云的话使王江西感到莫名其妙，又感到毛骨悚然；随后两人就该不该死发生了一番争议，争议的结果是王江西答应去为刘云买安眠药。一路上王思想斗争很厉害，人性似乎有些复苏，几次想给刘云父母打电话（之前他从刘处获知了电话号码），然后远走高飞。但兽性最终战胜了人性，在一个公用电话前他犹豫了许久，手伸出又收了回来，他最终到了一个私人诊所，买了四十片安眠药。 当王江西在路上消磨时间时，刘云没有离开他的租房半步。事后报道此案的记者大惑不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已经看到死亡狞笑的刘云如此无动于衷，即便是面临绝好的出逃良机，她竟然视若无睹？难道失身所带来的伤害真的就比生命还重要？事后，刘云的麻木非但令主审此案的法官分析不透，就连王江西对此也是不明就里。” 往下的情节宛如“爱丽丝漫游恶梦”——刘云索药，王江西不忍就给，拖时间。刘提出要看墓地，王陪她去。刘说：“我喜欢有草的地方，你一定要把我埋深一点。”王找了一处有草的地方，刘亲手把一大片草拔干净，之后，站在一旁看王江西一铲一铲开始挖，直至黄昏，墓穴挖成……第二天一早，刘云突然大哭，说要去告王江西。王安抚她，刘提出了服药，王将三十八片安眠药分几次给了她（有两片先被他吃掉了），刘服后问：“还有没有别的药?”王从床底下找出半瓶农药，她一饮而尽……“此时的刘云因药力发作，面色呈现出极为痛苦的表情，意识到所剩时间不多了，刘云再次哭诉，她说自己有一个要好的同学，自己对不起那个人，还说想见父母一面，自己就这样走了不是个好女儿。刘云的痛苦和悲切让王江西不忍直视，这个罪恶的歹徒终于流下了忏悔的泪。陪刘云哭了一段时间后，王江西发现刘云的身体因疼痛而剧烈地痉挛起来，在刘云断断续续的哭求下，王江西将刘云抱至事先挖好的深坑里。当刘云在坑里躺下的一刻，她恳求王江西能否将自己的父母叫来见最后一面……”〔5〕 十九世纪哪有这样的案件？可怜天下父母心！ 与王江西案如出一辙的还有河北省的张伊亮案〔6〕。张伊亮是系列杀人狂，在其作恶的过程竟也有善念一闪，而被他劫持杀害的女子多数也像刘云一样，痴痴呆呆。心理学家应该研究这个问题：是否当“人类的精神战栗时”，受害者的心魂，说迷失就迷失了，连带着罪犯的心魂也迷失了?斯德哥尔摩症状还有多少谜团等待着被揭示？ 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苏共历史的学者一直无法解释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多受过地下工作锻炼（其中不乏与列宁并肩战斗过）的老布尔什维克，在沙俄的刑讯室中屡次面对死亡毫无惧色，为何一到斯大林的审判庭，个个卑躬屈膝，胡乱招供，争相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最后痛哭流涕要求判自己死刑？甚至在刑场上他们也还在高呼：“斯大林万岁！” 这又是斯德哥尔摩症状的哪种变型？心智迷失如此，怎不令后人“为亲人洒下了祭觞！” 老革命冤死及其“心智迷失”并非苏联一家独有，捷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蒙古……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越南）都曾上演过这一幕悲剧。 1949年，匈牙利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拉伊克（匈共政治局常委、匈牙利人民阵线主席）在匈共的清洗浪潮中被捕，同其他四名匈共高级干部一起被判处死刑。中国学者赵启强在其报告文学《走向绞刑架的改革家——纳吉与匈牙利事件》中写道： 在那个恐怖年代，许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残废，精神被彻底摧垮。 拉伊克——这位多次蹲过敌人监狱的老共产党员，这位多次领教过警察特务各种审讯、拷打而从未屈服过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残下，精神完全崩溃了。他站在扩音器面前，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别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国特务，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他要谋杀共产党的领袖…… 在1938年的苏联，我们也见到过相同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认了他是帝国主义间谍的指控。到底是什么手段能使共产党的保安人员达到比法西斯暴徒都难以达到的目的——迫使如此优秀的人物就范？ 这是一个谜。 1987年7月3日，《巴尔的摩太阳报》就苏联历史档案解禁一事报道说：“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由于斯大林的罪行，使一千七百万人被送往劳改营并死在那里，五百万个家庭被放逐。一位四十多岁的莫斯科妇女说：‘我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她的眼睛在读揭露文章时哭红了。”〔7〕1987年12月20日，苏联《星火》周刊登出人口学家马克·托尔茨的文章：“在1929年至1937年之间，由于集体化和饥荒，总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人死亡。……在一些村庄，受饥荒之害的农民一家一家全部死去。”为掩盖农民大量死亡的真相，“……苏联统计学家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伪造了1937年人口普查数字。参加人口普查而了解内情的统计学家被送往劳改营，普查的主持人于1939年被害死”〔8〕。 列宁逝世前曾力图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中风、瘫痪、失语症却阻止了他的“最后的斗争”，而今历史留下的资料却是，斯大林1953年去世时，成千上万的家庭“老人也哭，小孩也哭”——这些家庭不少都曾失去过亲人。 平心而论，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时代的牺牲者都看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因为这个数量太庞大了，他们已经受尽冤屈而死，谁能忍心再说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症患者？他们中哪怕是人格有缺陷的（如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也极其可怜。季诺维耶夫曾违背列宁的遗愿，阻止列宁遗嘱在党代会上宣读，从而保住了斯大林。十多年后，他被处死刑，临刑前，他反复地说：“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们，看在上帝的面上，请给斯大林同志打个电话吧！”当斯大林的卫队长在酒宴上绘声绘色地表演这一场面时，斯大林竟笑得前仰后合……〔9〕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一幕！ 可是我们确实在苏联的数不清的冤案中，找到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症患者〔10〕，此人是二十世纪“传奇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语）。他的心智已经完全迷失。岂止迷失，简直丧心病狂。他两度沦入“地狱”，却在“地狱”中萌发出热情，要把“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一个“壮丽”的事业——为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而“斗争”！其原创性的“革新”数不胜数，深得领袖赞赏，最后官升克格勃中将。1958年，因长期积劳积瘁，死于莫斯科。盖棺论定，他是二十世纪最特殊的（或许也是最坏的）斯德哥尔摩症患者。 1928年至1930年，斯大林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乐此不疲），一会儿清查“沙赫特”分子，一会儿大抓“工业党”和“孟什维克中央局”，一会儿又是清查所谓“劳农党”，最后大抓什么梁赞采夫“联合组织”。几年下来，几十万人被逮捕，几千人被枪毙，大量辛勤工作在苏联生产建设一线的专业人员死于非命。这些案件多年后证实纯属捏造的假案，此处不赘述。在这些假案中，有个特殊（因“沙赫特案”被判刑）的犯人，他不是苏联人，他是土耳其人，叫弗连克尔。 土耳其人跑到苏联去干什么？原来，在布尔什维克闹革命的时期，援助俄国革命的外国人有不少，这些外国人长期与俄国来往，有些就住到了俄国，他们援助革命有些是纯粹出于道义的，如日本人明石；也有是既考虑道义也考虑经济利益的，如美国百万富翁哈默；还有一些是因为喜欢冒险，如土耳其百万富翁弗连克尔。 弗连克尔具有经商天赋。从商学院毕业后，他先是从事木材贸易，迅速成为百万富翁，被称为“黑海木材大王”；接着搞运输，很快拥有一支近海船队；然后投身出版业，拥有一家自己的报纸，其风格接近通俗文学；还开了一个专栏专门挖苦、嘲笑自己的商业对手。总之那个时候弗连克尔是个精力旺盛、热爱生活、活泼风趣的人物。 弗连克尔早年援助俄国革命有两件事可圈可点：一是革命前曾贩运武器给布尔什维克战斗队；一是革命后苏联经济困难时，他赶到苏联，运用自己的金融才能，帮助苏联进行黄金交易，阻止了苏联黄金外流，并使大量黄金由境外流入了苏联国库。如果他仅限于在这样的水平援助苏联，“君子之交淡如水”，说不定若干年后，苏联史书会记载：“弗连克尔同志，土耳其人，不远千里，来到俄国，长期无私援助俄国革命，是俄国人民的老朋友……”错就错在有一天弗连克尔心血来潮，头脑一热，把家从土耳其迁到了苏联（索尔仁尼琴说：“某种宿命的力量招引着他前去红色大国。”〔11〕）他不但加入了苏联籍，还把数百万资产交由苏联处理。而他自己作为专家，去管理部门工作。 几年后弗连克尔被捕，被打成与国外勾结的“沙赫特分子”、土耳其间谍，家破人亡！他被押送到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兹劳改营长期服苦役。而当地劳改营死亡率极高，政治犯与刑事犯关在一起，很难活过三年…… 弗连克尔却活下来了。他的生存天赋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阴森森的神情吓退了不少狱卒（营卒），“野狼嚎”（刑事犯）的“工间娱乐”（殴打政治犯）不会找上他。终于有一天……弗连克尔对劳改营运作系统发生了兴趣，开始“解剖麻雀”。 数月后，他向索洛维兹管理局递了一份报告，对劳改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进行分析，指出国家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遭到了低效率使用，若要改进，得采取如下措施等等，看得管理局头头们脸红一阵、白一阵，惊呼：“人才！人才！” 报告很快地转上去…… 1929年的一天对索洛维兹是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莫斯科直接派来一架专机，把弗连克尔接去见斯大林。索尔仁尼琴写道：“斯大林很有兴趣地和弗连克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的记录永远不会公开，因为根本就没有做记录。但是弗连克尔显然在各民族的父亲面前展示了利用犯人劳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光彩夺目的前景。……”〔12〕 按照弗连克尔方案推行的劳改营四级登记制度、琐细的伙食热量计算及再分配制度、刑期折减计算新方法等，苏联劳改营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然而犯人的死亡率也大大提高。例如，白海运河是运用弗连克尔方案建成的第一个工程，工期缩短了一半，犯人竟死了成千上万，弗连克尔却得到了一枚斯大林勋章。白海运河建成后，斯大林任命弗连克尔为贝阿（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工程处长。 弗连克尔获得了自由没有？似乎获得了。他先任劳改营工地主任，后任劳改营工程处长，其身份多么“荣耀”。可是他又不是完全的自由人，他离开劳改营系统的任何尝试（比如说打报告要求做个平民），都会导致他立刻丧失性命；他成了“留场就业者”，已经成为“人质”。 弗连克尔不管这些。“学海无涯勤为舟”，劳改营将他迷住了。他在各个劳改营考察，不断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管理方法；对比，否定，肯定…… 1937年，他再度被捕，这一次逮捕凶多吉少，他被判十年，其实判十年与判二十年的意义相差不大。 又是伟大领袖救了他！1939年苏联侵略芬兰，苏芬战争爆发。苏军与芬军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本是重量级拳手和幼儿园小孩的搏斗，却不料接连失利。领袖震怒了。追究责任，原来“投到辽远的卡累利阿雪原上的军队没有供应线”，重武器运不上去。谁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在北极圈冻土层上筑出两条铁路？除非神仙！斯大林想到了弗连克尔。 服苦役的弗连克尔又一次被召见。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斯大林第一句话就要求：三个月内，在卡累利阿冰天雪地里建成三条铁路——一条与前线平行，两条与前线垂直。没有条件，惟一的是拥有足够充足的人力：一无计划二无仓库三无采掘机械四无汽车运输，一切靠人力。“能做到吗？”领袖问。弗连克尔冷冰冰地回答：“能！放权！” 弗连克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全苏联只有这样一个人敢跟斯大林讨价还价）：退出原有的古拉格（苏联劳改营）系统，另成立铁路拉格系统——全苏铁路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任命他为局长；国内一切资源供他调拨使用，只要他需要；铁路劳改系统的一切规章制度由他重新制订。领袖同意了。全苏联的“犯人们”，痛哭吧！不管你是工人、农民、教师、技术员、军人、专家、学者……你们的末日到了！ 卡累利阿铁路线如期完成，接下去还有沿伊朗边境铁路、沿伏尔加河铁路、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弗连克尔得了一枚又一枚勋章（凭良心说，弗连克尔也对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做了贡献，没有弗连克尔建的铁路复线，远东部队赶到莫斯科的时间就要延迟），他把这些路都建成了“死亡之路”。他的官职越升越高，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中将）。 没有什么同僚（包括贝利亚）会蠢到去妒忌弗连克尔。他一不恋权，二不贪财，三不近女色；所谓无欲则刚！他只对一个事业感兴趣——提高克格勃劳改营的工效。他智力超群，其“杰出才能不仅表现在组织工作方面，好几排数字他只需过一次目，就能用心算加出来。他喜欢夸口说，能记住四万名犯人的面孔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父名、条款（罪名）和刑期”〔13〕。他“从来不要总工程师。看到呈阅的铁路车站设计图，就急于在里面发现错误，一旦发现，他就会把这张图纸揉成一团，朝部下的脸上摔过去”。索尔仁尼琴写道：“他特别喜欢半夜打电话给工地，借以维持关于他从来不睡觉的传说。”“他像托洛茨基一样，永远住在列车里。”“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从脸上明显看出他充满了憎恨人类的凶恶意向”……他这不是有病吗？任何现代社会的心理医生都可以指出，这是一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属于只有恨没有爱的那类患者。只是不能确定的是，这是一种新型的精神病，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又一变种——为虎作伥的变种？ 在当今世界中，有一支最可怜的人群，他们是邪教群众。他们多数过着群居生活（现在也有散居的，但是思想受到严格控制），许多人将自己的所有财产捐出，带领一家加入了“教会”。许多人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超出了常人所能忍受的限度，长期营养不良…… 温馨、亲情、儿女呢喃……早与他们告别。两情相悦、生死相许、柔肠寸断……不啻海外奇谈。理想、前途、梦想……一切与他们无缘。 他们的目光如待宰的羔羊怯生生，似乎在哀求：“我们没有伤害你们，请你们放了我们，请你们让我们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他们也极少哭泣，如果哭泣，那是因为他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的瘟疫是恐怖主义，错了！错了！邪教在后面等着哩。它很有耐心。 由此看来，同样都是精神痴迷状态，然而“进入状态”的途径却不同：斯德哥尔摩症靠“当头棒喝”——一次惊吓就够了，邪教则必须靠日日夜夜的修炼——无休无止地洗脑。除了特殊例子（如弗连克尔等），斯德哥尔摩症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邪教却能纠缠你终生。斯德哥尔摩症的潜意识是恋世，邪教的潜意识是厌世。谁的害处大，不言自明。 197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之星报》青年编辑乔希为了解救身陷“创世共同体工程”（CCP，建于美国旧金山）邪教的两名好友〔14〕，“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前他给自己“打了预防针”，首先阅读大量报刊资料及采访社会学家，了解CCP是韩国富商孙明满“联合教会”招募教徒的一个机构，孙明满是“联合教会”教主，仿照《圣经》编了本五百三十六页的《神旨》供信徒“天天读”，自称“基督再世”，在全世界各地拥有三百万信徒。青年人一旦落入这个组织，就等于陷于无边的苦海中。接着乔希采访CCP受害者的父母，进一步了解到“联合教会”也是一个变相的奴隶企业，他们的孩子“实质上成了为其无偿劳动的奴隶”，一天要劳动近二十个小时，没有休息日，不能顺便外出，失去人身自由，然而所得的报酬仅仅是粗糙不堪的一点食物和拥挤简陋的住处……乔希听得满腔怒火。尽管有了这么多思想“垫底”，可是当乔希进入CCP场部后，仍然被CCP的一切迷住了。他不但救不出朋友，自己差点也陷身其中。如果不是第三拨朋友赶来救出乔希，恐怕他早已签约了；即使这样，当他与CCP人员告别时，还是“差点儿没扑在他们怀里大哭起来”。 乔希看到了什么？——当他走进CCP总部时，正遇上他们在吃晚饭，一个很大的饭厅，“成百人坐在地板上吃炖白菜”。用不着用什么敏锐目光就能看出，CCP基本群众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而CCP不想掩盖这一点，甚至好像在炫耀：“这就是我们的真实生活，可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自愿选择这样的生活？” 乔希接下去看到——晚饭后，“人们唱了一会儿歌，接着上‘晚课’”。讲课的是一位青年女子（该女子原是心理学教员），大意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活着，必须想到全世界。一个人宁可自己饿死也要将食物分给别人吃，这就是CCP的哲学。“我们不能光与自己的父母或亲友共享财富，我们必须与全世界共享。请到我们的布恩威利营地来看看吧！” 于是乔希去“看看”了。临走前，他充分意识到此行的危险性，便给女友留下了自己签字的声明，请求她在他无法自拔的时候通过法律挽救乔希。 乔希同几十名志愿者（都是受CCP感召而来的）到了布恩威利训练营地——“新理想天堂农场”。次日凌晨，睡眼惺忪的乔希被人从地板上拉起参加唱“早歌”。一个手拿吉他的男人乐呵呵地对人群喊：“你—们—都—好—吗？”“好——极——了！”人群欢乐地呼喊。唱完早歌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纷纷与新来的志愿者们交朋友，“一男邀一女”、“一女邀一男”把他们都带走了。乔希被一个叫贝西亚的漂亮姑娘拉走了，贝西亚从人群中拖起乔希，亲切地凝视着他：“您多像我的一位朋友呀！”接下来的活动是“交心”。这种交心起先只是互相介绍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感情，但谈着谈着，到最后不知怎的变成了个人忏悔，变成了痛哭流涕。新来者无不把自己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和隐私向“兄弟姐妹”袒露，而“兄弟姐妹”则在一旁亲切地安慰他（或她）。 早饭后是“早课”，贝西亚给新来者讲课，说在这个不平等的世界，要由“我们自己”来创造平等的世界。乔希的心被搅乱了，他觉得贝西亚的话其实也有道理，问题是很少有人去真诚地实行它。 课后又是谈心，新来者与集训营的“兄弟姐妹”轮换交流。到了晚上，“乔希觉得每一根神经都浸透了集训营所灌输的东西”。他想：“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去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三天下午，营地的一个教师给新来者上“历史”课。老师说了哥伦布的故事后讲：“哥伦布预言他可以远渡重洋的时候，人们讥笑他是‘疯子’；我们比哥伦布更‘疯’，我们要改变整个世界！”乔希与志愿者们热烈地鼓掌，他们的心被深深地感染了，乔希决定留下不走了。但女友按事先约定及时打来了电话：“家人病危，速归！”此刻，乔希似乎被猛击一掌，决定迅速离开。 然后，乔希的一群朋友来接他，而集训营的“兄弟姐妹”为他列队送行，两军对垒。“贝西亚热烈而温存地拥抱着他，恳求他留下来。乔希望着她清澈的蔚蓝色的眼睛，望着那一张张充满热情的笑脸，差点儿没扑到贝西亚的怀里大哭起来。” 邪教就是这样，不能刺激，善待它，它是温和的；刺激它，它迅速地变脸，极其危险。 1978年，加利福尼亚州检察官收到大量信件，揭露生活在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的成员受到非人待遇。检察官将信件签发给司法部，司法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例行公文。国务院打电报给美国驻圭亚那的领事馆，查询这些控告是否属实。领事馆回复：经调查，人民圣殿教并无虐待其成员的现象。 然而控告的信件仍不断寄来，这种现象引起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瑞安的注意。瑞安是人民圣殿教的同情者，他想不如亲自到圭亚那走一趟，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让造谣中伤者无话可说。 瑞安带着记者团两次采访了位于圭亚那原始丛林中的人民圣殿教乡村公社。 第一次阳光明媚，他们遇到了鲜花、笑语，第二次便遇到了死亡。 11月27日下午，两架双引擎飞机从圭亚那首都起飞，向圣殿教的营地飞去。飞机在一个小村镇的简易机场降落。这儿离营地只有几公里远，瑞安一行分别乘两辆卡车，沿着泥泞的道路向营地驶去。 汽车还没停稳，教主吉姆·琼斯笑吟吟地迎上来，说是早听村民报告，有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要来。瑞安简单而客气地对琼斯讲，国内收到了一些控告信，尽管他本人不相信这些控告，但作为众议员，他有责任来了解一下同胞的生活状况。 琼斯的态度很明朗：欢迎采访。向记者们问候之后，他希望记者“参观所有的设施，随意与人民圣殿教的成员交谈”。 “这里没有任何限制，你们可以像在家里一样，顺便走走转转。我个人有兴趣要外界了解在我们的公社里人们怎样劳动，我们如何根治我们这个腐朽社会的各种恶习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这里的一切情况你们都可以调查核实……” 通过遍布在营地各处的喇叭，琼斯通知信徒们暂停手头的工作，全部集中到操场上来。 整个操场成了欢声笑语的海洋。近千名信徒席地而坐，他们当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逗着孩子玩的成年夫妇，很多人手中还拿着干农活或盖房子的工具。尽管衣衫褴褛、面容消瘦，然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表情。望着那一张张兴奋的笑脸，感受那节日一般的欢快气氛，记者们尤其是议员瑞安相信，所谓受尽虐待不过是琼斯对立派蓄意制造的无耻谰言而已。 散会后，记者们分散开到营地的农场、种植园、养殖场、车间、家庭……随机采访，一般无第三者在场。在几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没有发现一个人回答问题时支支吾吾，或畏缩、害怕。所有的人都赞扬琼斯，说他为了众人的幸福付出了一切。 前来调查所谓集中营问题的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和平、仁爱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互谅。他们看到的不是什么压迫虐待，而是一大批享有充分公民权利的男女。这些男女选择了孤寂的森林作为他们惟一的城堡，以此来抵御消费、竞争和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拜物社会。 “夜幕降临了，篝火点燃了，年轻人围着篝火尽情地欢唱。他们歌唱爱情，憧憬着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没有战争，没有自相残杀。”〔15〕 瑞安认为没有必有再逗留了，他们广泛采访了公社成员，亲眼看到了各种建设成果——住房、学校、医疗所、食堂、缝纫车间、机械工场、木工车间、锻工车间……“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禁止成百上千的人自愿生活在丛林里。”他们已经得到了大量的“事实来说话”。不管琼斯和营地成员一再挽留，第二天傍晚，代表团还是登上了卡车，准备离开。此时，数百名教徒弹着吉他唱着歌为他们送行……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但是”酿成了悲剧？就在代表团成员即将登上卡车的瞬间，一个营地姑娘乘乱偷偷塞给记者一张纸条。记者迅速将纸条塞入口袋，因为他从姑娘的眼神中看出她十分害怕。车开后，记者打开了纸条，上面的笔迹是颤抖的：“请帮助我们，我们想离开这个地狱。”下面是四个人的签名。这名记者迅速将纸条给瑞安看了。 瑞安非常恼火：为什么在两天的采访中不说？ 到小村镇后，代表团在镇上过了一夜。镇上的居民第一次向记者们透露，以往曾有营地逃亡者逃到这里，甚至逃到乔治敦（圭亚那首都），但都被武装人员抓回去，以后这些人就失踪了。这一夜大家谁也睡不着觉。 第二天上午，卡车载上瑞安他们，重新向“琼斯公社”驶去。 代表团再次来到营地，琼斯感到很意外，他原先以为代表团已经消除了对公社的不信任感，但现只同意瑞安将名单上的人带走。琼斯通过扩音器又一次将所有的人召集在一起，声调“迟疑”，神情“绝望”、“痛苦”。他的近千名信徒与他保持了默契，会场上呈现不祥的寂静。瑞安念了名单上的四个人的名字，四个人战战兢兢走出来，站在记者的身边。人群中逐渐有压抑的哭泣声。当琼斯问还有没有其他人愿意走时，经过一阵沉默，又有一些怯生生的手举了起来，使得愿意回美国的人数增加到了二十个。会场上压抑的哭声越来越大。突然人群中跳出来一个年轻人，用匕首向瑞安的脖子刺去，记者们拦住了他，并把匕首夺下来。琼斯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一动不动。经过这场惊吓，代表团带上这二十个人，迅速乘卡车离去。 以下的事件是众所周知的。琼斯派出一队武装人员乘小型卡车追到机场向即将乘机离开的记者们开火，打死五人，打伤十二人。死者中包括瑞安及递纸条的那位营地姑娘。 接下来，琼斯带领全体人民圣殿教教徒（包括自己及所有亲信）服毒集体自杀。九百二十三名教徒中，只有两名（都是年轻姑娘）反抗，其余全部如痴如醉，服服帖帖受死。 死之时，一家人抱在一起，一对对恋人抱在一起，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在另一个世界又能相逢。 人民圣殿教原有严酷的戒律，如青年男女间不能有亲昵行为，夫妻相聚必须报琼斯批准，违犯者受严刑拷打并被捆绑示众，死亡却打破了这些戒律。 曾被当作二十世纪两大精神痴迷症之一的斯德哥尔摩症今天得到了“平反”。据统计（西方），人质劫持案出现斯德哥尔摩症可以大大降低人质的死亡率。今天警方的认识是：虽然斯德哥尔摩症干扰了解救工作，然而为人质安全计，还是应创造条件尽量鼓励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毕竟人世间最宝贵的是生命，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应对人民加强进行珍惜生命的教育。 2005/5/23 余杰：《拒绝谎言》余杰：《拒绝谎言》（05-05-05日更新） 目录 http://www.yannan.cn/forum/viewthread.php?tid=31814&fpage=0&highlight=&page=1 ============== 虽然不喜欢余杰咄咄逼人的文风，也不是完全赞同他的所有观点，但是我很钦佩他的勇气，他也是一个唐吉柯德似的战士，我们这个时代缺少这样的文人。
2005/5/15 中国缺乏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讲演《赞奋斗不息》中国缺乏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讲演《赞奋斗不息》 2005/4/6 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群众是怎样被煽动起来的 2005/3/26 我依然在仰望星空我依然在仰望星空 2005/3/9 中国醒来：谁在咒骂，谁更可鄙！发布者：选编 原作者： 五人党 出处：《中国醒来》 发表日期：2005-03-09 08:50:43.157 2005/2/11 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中国人已经在心中默认自己是一个弱者 2005/2/8 春节晚会：有关“盛世”的伪现实主义狂欢春节晚会：有关“盛世”的伪现实主义狂欢 2005/2/1 饕餮的传人 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饭局纵览(转载)工者阶层 他们的“饭局”就是没饭局。车站边、马路旁、脚手架下，冷不丁有人直着腰身，吃下去咽不下。吃什么就不用说了，有时工头捧出一盆红烧肉，差不多旁边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比你的筷子举得还快，一个快乐无邪的女主持人快乐无邪地说“各位观众，在这里过春节的民工今天又吃上了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你口中的肉骨头把你的眼泪都啃出来了，“你看，那位憨厚的民工今天很激动，流下了泪水。”主持人的眸子真像家乡的月亮啊。 致富农民阶层
个体户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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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阶层
公款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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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人先正己，大陆应该修改历史教科书（转） 正人先正己，大陆应该修改历史教科书（转） 2005/1/25 用民主的理念代替革命的热情用民主的理念代替革命的热情 2004/12/28 伟大的广场——几何学与希腊民主的起源中国，何时才能有这样的“伟大广场” 2004/12/25 2004：盘点荒诞时世猫眼看人 2004/12/15 中日之战前夜一、塘沽停战协定和华北自治 １９３２年１月，试图实行“积极抗战”方针的孙科政府失败下台后，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政府成立。“积极抗战”的政策无人响应，“不抵抗”政策又被民众所反对。于是蒋汪联合政府选择了第三条道路，按汪精卫的话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蒋汪联合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９·１８事变后的东北悬案。蒋介石委托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当时任北平政务委员长）和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秘密交涉停战的问题，１９３３年５月在天津附近的塘沽正式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塘沽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日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地带内的驻军，非武装地带的治安由中国警察担任。 二、蒋介石对日立场的改变
三、芦沟桥事变
四、导致全面战争的上海战役
五、几点反思
2004/12/12 知识界及媒体舆论却面对一场意外寒冷的冬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知识界常常是首当其冲。尽管今年中国大陆正值暖冬，但知识界 这股凛冽的寒流，针对当前中国知识界及媒体的「公共知识分子」提法，警惕社会上的新 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目前的宣传工作，九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作了一次书面汇报，中南海高 中宣部下达的文件，强调「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争夺舆论阵地当作主要目标，不惜采取各 文件传达时点了一批知名学者的名，认为他们经常或撰文或演讲批评时政，极力推动政治 胡锦涛指戈氏是罪魁(chinesenewsnet.com)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对宣传工作作出批示，他认为，「一段时期来，境外敌对势力和媒 中共中央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尽快成立「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课题组成立后，推出 刘云山重提党的喉舌(chinesenewsnet.com)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十一月九日至十三日在河南省考察宣传思想工 根据刘云山的讲话精神，中共上海市委主要喉舌《解放日报》，在十一月十二日「解放论 文章说，「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言论钳制的 文章以美国为例，「且不说麦卡锡时代打着『反共』旗号对于进步言论的残酷压制，便是 三天后的十一月十五日，《解放日报》同样在「解放论坛」，发表署名吉方平的《透过表 《解放日报》的这篇文章说：「一个舶来的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 批评知识分子作秀(chinesenewsnet.com) 文章说，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 文章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 吉炳轩称新闻要把关(chinesenewsnet.com) 不能让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控制话语权，要牢牢掌握媒体控制权，已是当局新的部 吉炳轩说，对待热点要政治坚定，头脑清醒，正确分析，妥善引导。该热的要热，该稳的 吉认为，有的新闻事件敏感性很强，须要稳妥引导，只需要个别媒体和指定的媒体报道， 吉炳轩说，要处理好热与冷、急与缓的关系。哪些问题要热，哪些问题要冷，哪些报道要 严控互联网主导舆论(chinesenewsnet.com) 当局官方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在发生微妙变化。执政党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舆论的控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慎明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适应国际垄断 原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认为，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很多人不提社会主义，只 重提反和平演变(chinesenewsnet.com) 北京《光明日报》是这场反「新自由主义」攻势的前哨阵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九日，《 指有人攻击马列主义(chinesenewsnet.com) 十一月十八日，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及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房宁发表了《金融崩溃，政府垮台，社会动乱──阿根廷全面 一股反「新自由主义」大潮正在席卷。人们不能不忧心：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旦从实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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